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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历君自制表情包。底图来源/影视剧《宴遇永安》
当别的穿越者还在苦哈哈宫斗宅斗，《宴遇永安》的主角团全家穿越到“永安”（以唐代长安为背景原型）创业开餐馆。别人卷才艺，他们卷美食和商业模式，运用现代经营智慧与烹饪技艺制胜。然而，如果将这份“创业传奇”置于真实的历史背景下，沈家的故事远没有那么轻松。在唐代，商人面对“市籍”“行头”“陌钱”三重枷锁，经商之路可谓步履维艰。
《宴遇永安》男女主角。来源/影视剧《宴遇永安》
第一关：市籍关
早在秦汉时期，“市籍”已出现。此时，市籍作为市场管理机构中的登记册，既是商人个人的名籍，又是所有商人经营商业的凭据。《汉书·尹赏传》云：“杂举长安中轻薄少年恶子，无市籍商贩作务，而鲜衣凶服，被鎧扞持刀兵者，悉籍记之。”即全面搜捕长安城中行为不端的恶少，非法经营的小商贩和手工业者，衣着张扬、携带武器的危险分子，将其全部记录在案进行监控。可见，市籍不仅是商人合法经营的身份凭证，更是一道严密的社会监控之网。
汉三官“五铢”青铜钱。来源/中国国家博物馆
回顾唐代以前各朝对待商人的态度与政策，总体来说：秦汉以降，商人多被视作“末业”，社会地位低下，常被排斥于仕途之外，甚至需穿戴特定服饰以示身份。
在汉代，重本抑末尤为突出。汉高祖刘邦对商贾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。除了从传统的“重农”角度出发，“重租税以困辱”商贾的政策。《汉书·高帝纪》还云：“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絺纻罽，操兵，乘骑马。”既限制商贾的穿着服饰，还规定贾人不得“操兵”“乘车”。此后，皇帝间或重申汉高祖的规定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云：“汉兴，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、期门，以材力为官，名将多出焉。”如淳云：“医、商贾、百工不得豫也。”即便处于汉武帝大力任用贾人的时代，选取六郡良家子来补充羽林、期门之时，商贾依旧未被列入选拔之列。
东汉釀酒画像砖。来源/四川博物院
唐初，《旧唐书·食货志》中的“工商杂类，不得预于士伍”，将商人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。入了市籍的商人，其阶层上升通道受到限制。在社会观念中，“士农工商”等级秩序依然存在，商人即使腰缠万贯，其地位仍较低下。这种“身份焦虑”贯穿唐代商人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如玄宗时期以贩卖琉璃获取重利的富商王元宝，虽富可敌国，在宴请士人时仍然姿态卑微。“巨豪王元宝，每至冬月大雪之际，令仆夫自本家坊巷口扫雪为径路”，“躬亲立于坊巷前，迎揖宾客就本家”，赴“暖寒之会”，并以酒宴来招待。
在名田问题上，汉代贾人之中有市籍者不得名田。而唐有市籍者，一方面，其家属不得按乡里百姓待遇名田，在狭乡也无名田权利；但另一方面，在宽乡却有少于农户标准的受田。这个事实表明，唐代有市籍者的地位较之前朝有所提升。
唐《五牛图》卷局部，韩滉作。来源/故宫博物院
在远戍问题上亦复如此。市籍远役的成法可追溯至秦汉。《汉书》卷四九《晃错传》记载，秦代征发戍卒时，“先发吏有谪及赘婿、贾人，后以尝有市籍者，又后以大父母、父母尝有市籍者”。即朝廷首先征发的是有过失的官吏、赘婿和商人，然后征发的是本人曾经登记过商贾户籍的人，最后征发的是祖父母、父母曾经登记过商贾户籍的人。《汉书》卷六《武帝纪》张晏注：汉武帝时的七科谪中四至七项与市籍有关，“贾人四，故有市籍五，父母有市籍六，大父母有市籍七”。在汉武帝时期的市籍规定中，其征发顺序是：第四类是现职商人，第五类是本人曾登记为商人的，第六类是父母曾登记为商人的，第七类是祖父母曾登记为商人的。有市籍者及三代有市籍者，均有戍役义务。从《避市籍判》看来，唐代虽仍有市籍远役的规定，但按“每年旨条”，对避市籍远役者已不收监治罪，而是别有处分。从此角度来看，唐代商人地位较前朝略有提升。
国历君自制表情包。底图来源/电影《长安的荔枝》
唐初竭力把士人与市籍隔离开来。贞观元年（627）十月敕五品以上，不得入市。《唐六典》卷二《尚书吏部》记载“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已上亲，自执工商，家专其业，皆不得入仕”。即凡是官员本人，以及与他共同居住的“大功”以上亲属，亲自从事工商业，并且家庭专门以此为业的，都不得入朝为官。此处的“大功”是为堂兄弟，未嫁的堂姐妹，已嫁的姑母、姐妹等服丧九个月的丧服。“大功以上亲”包括了关系更近的“期亲”（如祖父母、伯叔父母、兄弟姐妹等）和“斩衰亲”（如子女、妻子等），可以说基本涵盖了所有核心近亲属。这条法律深刻反映了唐代通过制度隔离“权力”与“财富”的意图，旨在切断权钱交易的直接渠道，维护市场秩序。
唐陶驯马郎俑。来源/中国国家博物馆
然而，唐后期，因军功及科举制度的发展，这条界线逐渐变得模糊起来。
例如，《文苑英华》卷五三一判二九商贾傭赁门《立功执商判》，针对“乙立军功合授官，或告亲执商贾业”的判题，判文作者说：“樊哙擢于屠沽，弘羊起于贾竖，以今况古，其谁不然。今之游词，一何狂简。有功之赏，理请必行，无稽之言，事宜勿用。”当有人立下军功应当授官，但被告发其亲属从事工商业的时候，判文如是写道：樊哙是从屠夫中提拔起来的，桑弘羊出身于商人家庭。今天的情况与古代相比，谁说不是这样呢？现在这些没有根据的指责，是何等狂妄肤浅！对有军功者的奖赏，按理必须执行；那些无凭无据的言论，实在不应该采纳。可见在军功授官中，市籍限制已有松动的痕迹。
唐三彩胡人骑驼俑。来源/故宫博物院
最终，由于唐代市制的衰败与终结、8世纪末唐户籍编制格局的变动、京城神策军及地方藩镇对市人的影响，唐初严格的市籍制度最终崩溃。
第二关：行头关
在沈家妥善处理好市籍问题之后，他们就来到了第二关——行头关。
“行”是唐代自然形成的行业工会，“行头”即为行会首领，又称行首、行老，主持对官府纳税和交涉等事务。
以长安、洛阳为例，它们作为唐朝的政治、文化中心，商品经济繁荣。长安、洛阳有居民区的坊和集中商业区的市。长安的商业活动主要聚集在东市与西市，而洛阳则有三市：北市、南市及西市。各州治所和多数县治皆设有市场，专供商品买卖之用。市门由市令按期开启和关闭，并负责监管市场交易。过去市场上的商品除盐、铁等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外，多为满足贵族高官奢华生活的珠宝与高档工艺品。各类日常用品也大多从市场购得。市中出现了私营手工作坊，生产铜镜、毡毯、绫锦、锦袍、靴帽、乐器、金银器、酒类、车辆和文具纸张等商品，还有许多饭馆、酒店以及小吃铺。长安、扬州等大都市甚至有胡人经营的酒店。各地名产、特产乃至外国商品也充斥市场。市内售卖相同类型货物的店铺集中在同一区域，被称为行。
唐王子乔吹笙引凤铜镜。来源/中国国家博物馆
行头主持对官府纳税和交涉等事务，同时，官府也通过行头控制行户。各种货物的价格由官府估定，各行都要标明货物名称和价格。据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题记，唐幽州（今北京西南）、涿州有绢行、采帛行、布行、染行、幞头行、靴行、大米行、粳米行、油行、果子行、肉行、炭行、生铁行、杂货行等。长安的东市与西市均有220行。唐朝前期出现了一些藏镪巨万、邸店国宅遍布海内的大商人。有些贵族官僚也修建店铺，开设邸店、质库，从事商业和高利贷剥削。大商人多从事远地转运，获取巨额利润，更多的则是小本经营、逐月食利的小商小贩。由于域外通商的发达，胡商遍布各大都会、名城。
另一部以唐代为背景的影视剧《国色芳华》中，主角则是与花行周旋、斗争，虽为艺术创作，但观众可以从中感受到行头势力之大。商户必须与行头搞好关系，定期“打点”，否则将面临断供、排挤乃至无法经营的风险。因此，对意图在长安立足的沈家而言，行头关，是他们商业征途上需要面对的一道难关。如果对其不够熟悉，却能轻易折断一家新店的脊梁。这场在唐朝的“宴遇”不仅仅是风味之争，更需要深谙人情世故。
《国色芳华》中的何惟芳。来源/影视剧《国色芳华》
第三关：陌钱关
当沈家通过“行头”的关卡，在长安东西两市站稳了脚跟，那么他们很快便会撞上唐代商战中的一重隐形关——陌钱关。
所谓“陌钱”，即“除陌钱”，是唐代为解决“钱荒”——市场铜钱严重短缺——而诞生的一种特殊市场规则。它的核心在于“以不足百之数，当足百之用”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民间约定俗成，或者朝廷明文规定，在实际交易中，可以用少于100文的钱（例如92文、85文甚至77文），被当作100文（即“一陌”）来流通和结算。
唐乾元重宝（重轮当五十钱）。来源/中国国家博物馆
这在当时，是市场自发形成的巧妙应对机制。从南朝梁到唐，民间因为铜钱匮乏，自发形成了“东钱”（80文为陌）、“西钱”（70文为陌）等惯例。唐朝官方从玄宗天宝九载（750）起，也数次下诏承认并规范这种短陌行为，穆宗时期更是明确规定“每贯一例除垫八十，以九百二十文成贯”，将92%的兑换率合法化。这就像在一个铜钱稀缺的经济体里，大家心照不宣地给货币进行了一次“集体估值上调”，以维持商业活动的运转。
然而，这套本为便利交易的规则，一旦被权力盯上，便异化成了一把精准收割商户的“软刀子”。对沈家这样的酒肆而言，陌钱制意味着可能出现的盘剥：
从理论上来说，在官府的征收环节，尽管民间默认不足陌（不足一百文）的收钱方式，但如果官府在征税的时候临时要求足陌，那么商户就需要自己补上亏损。唐僖宗乾符二年( 875 )，高骈刚到成都任节度使时，“令民间皆用足陌钱，陌不足者皆执之，劾以行赂，取与皆死，刑罚严酷，由是蜀人皆不悦。” 面对临时要求足陌，沈家则需要自己填补亏损。而在官府的支付环节，官府在购买民间商品的时候，又会出现用不足陌（不足一百文）的钱买他们的东西，这样亏损又会摊在商户上。
另一剥削则为营业收入的暗中缩水。当沈家售出美酒佳肴，收回来的货款，也大量是这种“不足陌”的短钱。他们收回的“一贯钱”，可能实际只有九百多文甚至更少。如果沈家天真地以为账面上收入一千文就是足额的一千文，那他们的利润早在不知不觉间被“蒸发”掉了一部分。
国历君自制表情包。底图来源/影视剧《宴遇永安》
区别于前文所说的除陌短钱，唐代赵赞的除陌钱（一种税法）本身是一种商税。唐德宗建中四年（783），赵赞推行“除陌法”，将这套民间金融规则改造为一种高达5%的交易税。“天下公私给与贸易，率一贯旧算二十，益加算为五十。”即每交易一贯钱，官府要抽走50文。这已经不再是民间为了应对钱荒的权宜之计，而是赤裸裸的财政搜刮。此税虽因民怨沸腾仅半年即废，但它揭示了权力如何巧妙地将市场机制变为征税工具。
到了贞元四年（788），宰相李泌又推出“户部除陌钱”，对朝廷内外经费“每贯垫二十”（抽2%），专款用于补贴京官俸禄。这同样是借用了“除陌”的计算方法，从官方资金流中切走一块蛋糕。
但它通过制定和维护“陌钱”这套金融规则，在每一笔流经市场的交易中，都悄无声息地抽走一笔“平台税”，商户利润在“除陌”的点滴累积中，被悄然分流。
唐白玉勺。来源/故宫博物院
因此，沈家遭遇“陌钱关”，不仅需精于算计，时刻明了长安城中通行的陌数折扣。他们最好聘请一位精通各种陌制换算的账房先生。
这一关，考验的既不是产品的优劣，也不是人情的练达，而是对唐朝市场规则的洞察与适应能力。
结语
唐《明皇幸蜀图》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。来源/故宫博物院
唐代开饭店要过的三道关：市籍于身份上设限，行头于行业中垄断，陌钱于经济上抽水。唐代商业的繁荣，正是建立在这套严苛而精密的“隐藏规则”之上的。唐代商人创业的结果，不仅取决于产品和经营，更取决于对这套规则的洞察、适应与周旋。
参考文献：
《文苑英华》《汉书》《旧唐书》《唐六典》《开元天宝遗事》《中国史百科全书》等
[1]向红艳. 秦汉市籍问题研究[D]. 湖南大学, 2020.
[2]赖瑞和. 唐代除陌法和除陌钱新解 [J]. 唐史论丛, 2016.
[3] 温小愿. 唐代长安商业管理研究[D]. 陕西师范大学, 2012.
[4] 毛金帅. 钱陌研究[D]. 云南大学, 2012.
[5] 姜伯勤. 从判文看唐代市籍制的终结 [J]. 历史研究全国配资炒股门户, 1990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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